为全面提高高校管理部门干部职员的专业化管理水平，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于2017年7月25－27日在青海西宁举办了“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干部职员专业化管理”暑期培训班。培训班邀请了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宣勇教授、复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宓詠教授、绍兴文理学院原校长叶飞帆教授、同济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李亚东教授、重庆市教委原副主任牟延林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迟景明教授六位与会专家作主旨报告。叶之红副秘书长参会致辞并作会议总结，学会秘书处学术部高晓杰主任等主持会议。
　　社会转型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要求大学校长及领导干部树立变革意识，在大学目标选择、大学治理变革、大学型态转变的实践中，提高专业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牟延林教授的报告从为什么要推进大学治理、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大学治理的主要方式、大学治理的愿景：大学权利的协同三个方面阐述大学治理的范式选择与大学目标的型态调整。
　　在为什么要推进大学治理的介绍中，牟教授从大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大学存在的问题两方面进行论述。通过建国初、文革、改革开放、现在四个阶段详细介绍了大学的发展轨迹，指出，建国初期，参照苏联模式改造教育，并对全国区域进行了清晰地划分，文革时期是教育中断的十年，改革开放，主要体现在大学下方、大学扩招和大学项目的实施，现在，主要体现在大学转型、大学水平、大学个性。关于大学存在的问题，牟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大学型态单一”和“大学目标雷同”是大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反映在管理上，注重大学的工具性、现实性，忽略大学的人文性、结构性、本源属性、未来准备；投资上，生均拨款和项目转款数额差距大，国家大学、地方大学和民办大学三类大学参差不齐；治理上，关注大学项目多，大学权力梳理弱；状态上，个性鲜明大学少、高水平大学少、国际影响力大学少。
　　在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大学治理的主要方式的介绍中，牟教授从国家、政府、高校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国家方面，重点推进以立法、修法为特征的大学治理引导高校健康发展，列举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促法、教师法、学位法、职教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法律，并对各项法律内容做了简单介绍。政府方面，指出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高校治理新常态，解读了《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详细解释了权力的下方，包括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权、高校编制及岗位管理权、高校进人用人自主权、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高校薪酬分配权和高校经费使用权。高校方面，主要围绕落实高校的招生计划及招生权、教学自主权、中外联合办学权、领导选聘权、学校领导权分工、“大学章程”与办学权的规范和完善、民事法人权、大学办学权等方面，在学校领导权分工方面，牟教授讲解了“大部制”的探索实践，在民事法人权方面，指出，中国大学的民事法人权比境外大学优越。
　　在大学治理的愿景：大学权利的协同的介绍中，报告主要从“选择合适的大学型态”和“选择合适的大学目标”两个方面分开论述。关于选择合适的大学型态，牟教授从社会需求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双一流”的提出、和产教融合的实现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大学转型的背景，提出大学转型要促进新工科和优质高职的发展，提高学科水平，转变教学模式。并归纳了三种不同的大学型态，分别是研究型、应用型和复合型，其中，研究型又分为基础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应用型分为应用技术型和应用实务型。关于选择合适的大学目标，牟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广义的“双一流”包含一流的办学要素和一流的大学型态，指出国家大学、地方大学、民办大学和其他大学要努力实现一流的办学环境、一流的办学理念、一流的办学制度、一流的办学资源、一流的大学学科、一流的大学专业、一流的大学文化、一流的大学教师、一流的大学成果以及一流的国际人才和高素质的公民。
　　在报告的最后，牟教授指出社会转型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给中国的大学带来危机、转机与生机、机遇，强调“陈旧的大学型态滞后社会的调整、正常的大学型态融入社会的转型、卓越的大学型态引领社会的发展”。 

　　校长管理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宣勇教授的报告从“从管制走向治理的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两个方面，论述了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及大学校长治理能力提高等主要内容。
　　在“从管制走向治理的中国高等教育”的介绍中，宣教授从2013年的政策、过去15年的学界、21世纪的国际实践、上世纪70年代之后产生的原因和90年代之后逐渐形成的概念五个方面阐述了“治理”的内涵与外延，并从权威主体、权威性质、权威来源、权力运行向度、所及范围五个层次区分了“统治”与“治理”的不同。梳理了2011年以来，高等教育治理的相关文件，详细解读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指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深化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具体来讲，政府方面，加快职能转变，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高校方面，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内部管理体制和监督制约机制，社会方面，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和现代化监测，开展教育满意度测评。
　　在“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介绍中，宣教授从“治理结构”、“治理前提”、“中国特色”、“逻辑起点”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从“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论述了中国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于治理结构，宣教授阐释了“现代化”的含义和“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质，指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共同治理体系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参照系。重点阐述了伯顿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三种结构图的内涵，三种结构图的共同构成要素是国家、大学和市场。其中，“协调三角形”结构图，根据三者主导地位的不同，分为市场主导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学术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结构图，将市场细分为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市场和包括公民组织、非营利组织、中介组织、第三方组织等在内的社会；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图，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结构图的基础上，增加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内部治理框架，框架由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四要素构成。关于治理前提，宣教授从大学主体性和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大学的主体性由目的性、自主性、自觉性和能动性构成，从三个坐标系中论述了大学主体法人人格的具体体现，强调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强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在实现大学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进一步指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从政策角度梳理了政府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决心，分析了大学办学自主权迟迟不能落实的原因在于大学办学基本权力的缺失，而非大学衍生性权力与让渡的权力层面讨价还价式的改革。从组织的权力逻辑出发，阐述了大学的基本权力包括校长的选择权、学生的选择权、自主的理财权以及教员的聘任权。关于中国特色，宣教授重点展开论述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通过解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引用伯顿克拉卡“党和政府的双重控制是共产主义模式的一个特征，是实施强有力政治权力的突出例子”的论述、对比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与中国大学制度的不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所有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大学的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并从价值取向、基本职责、领导环境三个方面阐述了大学党委领导活动的基本内容，其中，价值取向在于，从内涵提升、学术发展、学科和专业建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基本职责包括大学的定位与发展战略、现代大学制度尤其是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干部队伍与师资队伍建设，领导环境包括宣传与思想工作、校园文化、注重政产学研等社会合作。并指出，“党委领导”强调的是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分工负责。关于逻辑起点，宣教授通过援引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村经济改革和80年代后中国政治推行基层自治的重大步骤，指出大学是“底部厚重”、“重在基础”的学术组织，指出“大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基层”。阐述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的的两个基本取向分别是专业取向和学科取向，分析了“基于学科、重构大学”的学术主张。关于治理能力现代化，报告主要围绕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展开。宣教授阐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联系，指出“推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重申了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实现大学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多方面论述了校长的重要作用：校长是大学组织与政府、社会联系的重要桥梁；是大学的社会形象代表；是党委决策与行政执行的重要纽带，是党委决策的重要提案者；是决策执行的组织者；是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交互的重要结点、是内部各种利益的整合中心；是市场竞争中的参与者。指出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体现在“校长负责”的成效上，重点从“两体三维”的理论阐述了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其中，“两体”是指校长对大学管理的专业化和政府对大学校长管理的专业化，“三维”包括专心的事业、专长的从业以及专门的职业，校长负责的动力、校长负责的权力以及校长负责的能力。 

　　地方院校在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的，进行学科、专业和课程调整时，需要领导干部敏锐把握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结合学校特色以及学生需求，统筹全局，科学布局。叶飞帆教授的报告主要从“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及其相互关系”、和“学科、专业和建设”三个方面，介绍“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和课程建设”。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介绍中，叶教授主要结合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本质是高等教育及其相关社会系统的转变，大众化要求大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并从四个方面就应用型转变的要义进行说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2016年提出“推进有条件的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2017年提出“继续推进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指出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核心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不与特定的专业挂钩、不与低水平挂钩、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关；以需求为驱动，以问题为导向，调整专业、课程和学科。报告在详细分析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课程体系、德比大学计算机类专业、西伦敦大学护理专业、东伦敦大学跨学科主辅修专业、拉夫堡大学“产品设计与制造”课程体系后，归纳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满足社会人才需求的多样性、面向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应对社会人才需求快速变化的动态性、提高学校教学效率和学生学习效率的功效性。
　　在学科、专业及其相互关系的介绍中，叶教授分别梳理了学科和专业的演变历史，指出，持续分化是学科演变的特征，跨学科专业迅速发展是专业演变的特征，大众高等教育时代呈现出学科与专业日益分离的特征。论述了学科和专业的区别——学科是劳动分工理论在知识生产领域的体现，具有代表大学的本体性、学术领域的单纯性和演变过程的稳定性，专业是社会各行各业对大学人才培养需求的体现，具有代表大学的工具性、学术领域的复合性、演变过程的动态性。通过构建学科与专业关系的二维模型进一步论述了学科与专业的关系，并在本科教学资源配置的关系网络中，论述了学科、专业与课程的关系。
　　在学科、专业和课程建设的介绍中，叶教授多角度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关于学科与专业建设的问题：专业实体化，指出，专业的僵化体现在调整困难、资源不共享、教学与科研脱节、学科难以支撑教学，学科碎片化体现在同一学科资源被实体的专业分割在不同的基层学术组织和学科建设的无序。关于基于学科重构基层学术组织，提出了“专业跨学科：将学科做实，专业由学科支撑”的观点，并通过构建基于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网络图进行直观地说明，并将学科、专业和学生类比为餐饮服务中的原材料生产部门、饭店和顾客。关于学科与专业建设的实施要点，叶教授认为，实施要点在于学科实体化和专业去实体化。其中，学科实体化，是指基于学科归属原则，人人进学科；基于学科归属原则，所有课程划分到学科，为相关的专业提供所需要课程；基于学科形成学术团队，开展有组织的学科建设。专业去实体化是指专业回归课程组合，专业建设重心落到课程建设；建立专业建设委员会，协调跨学科事务。关于专业与课程建设的问题，指出专业是一组不同课程的组合，课程体系是专业的内涵形态，决定专业的特色，专业建设的核心是相关课程的建设。并指出课程体系的矛盾和问题在于课程体系的封闭和低效，体现在学分不够与学分浪费同时存在和课程资源的不足与课程资源的浪费同时存在两个方面。关于对策：强化专业、开放课程，叶教授提出要强化专业教育，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并打破专业壁垒，推进课程共享。关于实践案例：课程体系的模块化，通过专业分流模块、选修模块、公共必修模块和专业平台模块四个模块详细介绍了介绍了课程体系模块化的内容，发挥了学科交叉、校企合作、课时均衡、专业深化等多种效能。并以辅修心理学课程体系和跨境电子商务课程为例，介绍了课程体系的模块化在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敏捷应对社会需求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评估体系的建立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手段，评估前的准备、评估后的改进离不开学校各部门的协调，离不开领导干部职员的统筹和配合。李亚东教授在报告之前，从当前高等教育的三大任务、通过创新创业教育以及新工科进行人才培养改革、“一个中心、两个目标、三个问题、四个服务”高校功能的实现三个方面宏观论述了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形势，引出了“高校多元评估与自我质量保证”。李教授的报告从“高教评估政策导向与制度顶层设计”、“三类评估方案解读与学校准备工作”和“高校内部质量保证与日常督导评估”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在高教评估政策导向与制度顶层设计介绍中，李教授分别梳理了高教评估政策导向和制度顶层设计。关于高教评估政策导向，李教授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发展历史以及阶段特征，归纳了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状况，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分别是体系结构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科研水平不完全适应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不完全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重点列出并详细解读了相关评估政策、文件及重要讲话，包括教育规划纲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等人的重要讲话，以及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重点指出，学校方面，建立科学的、多样的质量标准体系，形成政府、学校、专门机构和社会多元评价相结合的教育评估体系。政府方面，“第三方评估”将成为政府管理常态，今后评估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关于制度顶层设计，李教授指出，在以大众化、国际化、新公共管理思潮为特征的国际背景和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这一国内背景下，高等教育制度顶层设计主要包括构建高效本科教育“五位一体”评估制度、健全质量保障体系的策略选择、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质量保障体系三个方面。其中，构建高效本科教育“五位一体”评估制度包括自我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状态数据常态监测和院校评估五个层次。健全质量保障体系的策略选择包括国家统一要求与分层、分类评估相结合；政府主导、学校自评、中介评估、社会参与；建立评估、认证、审核多样化的评价体系三个方面。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质量保障体系以“五位一体”评估为特征，包括多样的评估类型、多元的评估主体以及创新的评估形式。并且，从三个维度梳理了国际质量保障与评估的发展趋势，包括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学模式、以及新的管理体制，其中，新的教育理念以面向行业、产出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为特征；新的教学模式以学为中心，以能力达成为目标；新的管理体制，以内外结合和持续改进为特征。
　　在三类评估方案解读与学校准备工作介绍中，对高校审核评估的“五个度”、高校合格评估的“合理定位”、加强专业建设——专业认证与专业评估、学校审核工作四个方面分开论述。在高校审核评估的“五个度”中，概述了评估的范围和特征，重点论述了“五个度”，分别是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成度、教师和教学资源对学校人才培养的支撑度、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以及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简单指出了自评报告是专家组进行审核式评估的最主要参考和依据，要求自评报告“贵在精准”、“结论自证”和“画像要素”。在高校合格评估的“合理定位”中，就合格评估方案设计、合格评估指标和标准、正确把握合格评估指标体系内涵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合格评估方案设计包括“四个促进，三个基本，两个突出，一个引导”的目的和“学校主体，学生为本”以及“替国家把关，为学校服务”的理念。合格评估指标和标准包括七个一级指标、二十个二级指标以及“求真、务实、常态、简朴和公开”的标准。正确把握合格评估指标体系内涵，以引导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例，从二级指标中选取了三个指标，测量人才培养模式是否突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师队伍中具备行业从业资格教师数所占比例、专业与课程的建设是否体现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在加强专业建设——专业评估与专业认证中，关于专业评估，李教授指出了当前所有学校中，专业总数总平均值较低的现状，重申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质量提升为核心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性。从一级指标及权重、二级指标及权重和观察点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高校专业评估的通用指标体系，详细介绍了上海市学科专业布局调整的经验。关于专业认证，报告主要围绕国际工程教育展开。李教授指出了加入《华盛顿协议》的历史突破性，是“一个里程碑、一张通行证、一套新标准、一张入场券、一种新声音、一次新跨越”。通过分析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体系架构，李教授指出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的价值在于实现“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其中，以结果为导向的教学设计强调从需求出发，强调学生的学习成果；以产出为导向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把握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完善人才培养目标，强调开发新工科课程体系和逆向课程设置，强调产出导向的质量评估方法。在各类评估认证的学校准备工作中，指出评估认证工作的基本程序包括学校自评、专家进校考察、评估报告内容、评估结论审议与发布和持续改进五个方面，展开介绍了自评报告的撰写和专家进校考察两个方面。概述了自评报告撰写的要求和易出现的问题，要求学校做到“自圆其说、自我举证”。概述了专家进校考察的日程安排和主要考察方式，包括深度访谈、听课看课、考察走访、文卷审阅、问题诊断和交流反馈。此外，从“两个领域 、六个协议”简要介绍了面向职业教育的“悉尼协议”，并通过统计2015年2017年，共计13所学校19个学科试点，指出“理、农、人文社科专业认证全面启动”。
　　在高校内部质量保证与日常督导评估介绍中，从“评估体系指标引导学校建设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角度简单进行概述，从“保什么”、“谁来保”、“怎样保”和“有何用”，指出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的问题点。详细介绍了南阳师范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运行图和同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内容。
　　李教授在报告的最后指出，“进入‘评估型政府’新时期、‘第三方评估’将成为常态、高校自我评估以不变应万变”。
　　
　　大数据时代，如何提高高校领导干部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综合素质与专业水平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宓詠教授的报告从“背景——面向服务、数据先行”、“要点——数据生态的核心要素”、“实践——规划、实施以及应用”和“思考——从数据的管理到治理”四个方面，介绍了智慧校园中数据服务的思考。
　　在背景——面向服务、数据先行的介绍中，宓教授指出了高校信息化数据应用、管理服务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事务处理缺乏整合、系统基本半独立、紧耦合；数据质量和应用有效性不高；用户与信息库间存在信息获取、处理和提供等矛盾；与“人”相关数据越多、用户需登录系统越多，要全面获取数据和跨部门服务难度也越大四个方面。指出，高校信息化发展的趋势是从单纯的技术应用向促进大学改革的深层次目标发展、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阶段是从“数字校园”迈向“智慧校园”、教育信息化核心驱动力是数据融合和流程再造。从三个层次重点阐述了高校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智慧校园。智慧校园的基本层次包括对学校人员、设备、资源全面感知的感知层、所有感知信息实时传递的传输层、数据的全面集成和智能分析的数据层、智能决策灵活应对的应用层以及面向用户按需提供各种应用服务的服务层，并指出五个层面均要求数据的真实性。同时指出，智慧校园要完成的“三个转型”分别是数据化、服务化和智慧化；智慧校园的必由之路是“突出重点、提升服务”，其中，“突出重点”指的是精准推送、实现个性化数据化管理。
　　在要点——数据生态的核心要素的介绍中，宓教授指出，信息化推动组织变革主要体现在业务流程改善、业务流程重组和管理模式转移，梳理了管理变革的层次轨迹，从低到高分别是局部开发、内部集成、业务流程重新改造、业务形式重新设计和业务范围重新定义。指出，智慧校园建设中易出现的误区是：数据量的增加不等于数据质的提高、数据面的宽广不等于数据度的深入、单纯的基础设施升级并不能弥补业务的鸿沟、片面追求应用的形式不会改善用户体验。指出，智慧校园应用整体表现在信息化服务质和量的提升。重点分析了数据是高校信息化的核心资源、数据生态核心要数—数据的生命周期以及建立数据良性循环机制。关于数据是高校信息化的核心资源，宓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多年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为教学、科研、运行管理等业务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数据，并指出，处在变化中的信息化数据形态主要体现在传统文档和资料的再加工、非结构化数据的重要性凸显、WIFI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普及。关于数据生态核心要素——数据的生命周期，报告主要从数据的来源、用途、使用以及关注点进行阐释，其中，数据的关注点体现在：包括学生服务管理和教师服务管理在内的覆盖生命周期全系列数据；包括平台基础支撑、数据融合机制和数据服务应用在内的研究技术支撑的基础要素；以及解决学校关心的核心问题。报告详细分析了建立数据良性循环机制的内容，包括原始数据的采集、整合、分类、加工到最后面向服务对象的展示。
　　在实践——规划、实施以及应用的介绍中，从规划、实施和应用三个层次进行阐述。宓教授简要概括了数据服务体系规划的内容、目标、要求以及特点，特点在于构建了师生个人数据中心、院系二级部门数据中心及分析平台、校级数据展示和决策支持平台三个数据服务维度。个人数据服务中心包括师生数字档案的建立，院系数据服务中心主要体现在整合了包括师资、学术论文、财务经费、资金设备、招生与就业等方面。校级数据服务体现在图书馆资源梳理的高效管理利用、通过无线网的使用情况多方面了解学生的活动等。报告高度概括了强大的数据库实现了业务梳理、流程简化、跨部门业务整合以及服务分类管理。重点介绍了复旦大学“‘一站式’网上办事服务大厅”的七个特点：业务流程清晰规范、处理进程透明公开、服务事项分类灵活、发布与配置——云服务管理方式、导航条支持多任务处理、即时采集服务事项运行数据统计分析和校内填表业务可在一表通平台上快速填写(在线、离线)。重点介绍了办事服务大厅的功能：迎新服务和离校管理网上办理、自助打印服务、各类考试网上缴费、“奖助勤”的网上申请、交流事务的网上办理等。复旦大学“‘一站式’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最终的目的是“让数据、流程多找路，让老师、同学少跑腿”。此外，宓教授指出，在大数据和各种新媒体的依托下，校园地图智能服务、房产设备管理服务、微信公众号定期信息推送、及时危机公关、宣传网络安全等也更加便捷。
　　在思考——从数据的管理到治理的介绍中，宓教授主要从五个层次进行了介绍。指出，信息化时代大学治理的三个层次是数据基础、流程协同和服务模式。指出教育大数据的要素是构成教育大数据的各个组件标准规范、参与教育大数据的各个部门密切配合、进入教育大数据的各个环节良性循环和服务教育大数据的各个对象全面入微。指出，教育大数据治理的由低到高的三个阶段分别是数据化阶段、服务化阶段和智慧化阶段。指出，高校数据治理和服务体系分别是数据的实施、数据实施的架构、良性的数据生态系统、机制和战略。指出，加强数据治理顶层设计规划包括：校领导抓数据治理工作、业务部门提出数据治理模型、以及技术部门合作实施数据治理规划。
　　宓教授在报告的最后重申，未来的智慧校园融合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大数据的应用只是其中之一。 

　　教学与科研的冲突由来已久，实现教育与科研的整合，不仅是教学团队的，同样需要领导干部设计合理的制度为教学科研融合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迟教授主要从教学科研关系历史回溯和当代教学科研整合策略两个方面谈论了教学和科研的冲突与整合。
　　关于教学科研关系历史回溯，迟景明教授分四个阶段进行梳理，并分析了教学科研难以融合的原因。在中世纪大学：教学与科研的浑然一体的论述中，迟教授指出中世纪大学的研究活动主要表现是对经文的评注，与最古老的教学职能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在科研职能的产生：教学与科研的统一与分裂的论述中，迟教授指出，柏林大学创建以来，研究开始在大学中取得独立的地位，研究既是一种独立的活动和任务，同时也是教学的一种手段；伴随18世纪应用科学的发展、19世纪古典科学的完善，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独立于教学以外的活动在大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获得了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能力，产生了与传统教学职能的矛盾，并以法国为例，进行了说明。在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教学与科研的再次统一的论述中，指出，19世纪中后期，美国研究型大学使得教学与科研再次在大学中得到统一。同时，社会服务职能的出现使教学与研究的矛盾在更广阔的背景里得到缓解。在教学与科研矛盾的再度激化的论述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家加强对大学科学研究的干预，大学科研职能强化，同时，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社会对教学质量的呼吁，大学的教学职能得以加强。关于教学与科研难于统一的原因，迟教授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分别是教学与科研是两种具有不同性质、不同目的、不同过程和机制的活动和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是科研职能不断发展的结果。在对教学科研不同性质进行论述时，迟教授援引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究竟学术研究和发表作品能否促进教学，目前尚不清楚。……高等学校完全可以把科学研究作为正当目的，而不是作为改进教学的一种手段”。进一步分析，科研是一项经常变化的活动，其内容具有不确定性，科研成果的评价有相对确定的判别标准、影响范围大并具有即时性；教学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活动，其内容强调知识的确定性和系统性，具有地域限定性，教学成果缺乏确定的判别标准、可测和可比性差。在对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是科研职能不断发展的结果进行论述时，迟教授指出，“每次教学与科研矛盾的激化大都是科研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列举了三个阶段：19世纪，当科研从古典意义转变为现代意义的时候，科研与教学的矛盾首次激化；20世纪后，当大学科研中的服务观念得到强化时，科研与教学的矛盾再次激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研成为衡量大学和教师水平的重要标尺，科研与教学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关于当前教学与科研的冲突表现与整合策略，迟教授高度概括了当前教学科研冲突的体现，从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和教学对研究的促进作用两个方面，反复论证了教育科研整合的理论基础。在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论述中，迟教授指出，大学的教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学术活动，教学过程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和再现，而是融入了教师创造性的知识发现和更新，要求教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在教学对研究的促进作用论述时，迟教授从“双边互动中的教学相长”、“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整理和再创造，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过程常常成为新的科研领域和新的学科生长的土壤”三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关于整合策略，迟教授提出了以下三项策略，分别是以学校目标定位为导向，明确科研和教学及其相互关系；建立院系目标责任制的激励制度；完善基于分类管理的教师激励制度。在完善基于分类管理的教师激励制度的论述中，迟教授强调了，“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反映到教学中，补充和深化知识内容”、和“注重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参与意识”的重要性。
　　222余名参会代表来自全国近百所高校。其中，部属院校20余所，中山大学派出15人参会，表明了高校管理干部职员专业化培训受到全国各所高校欢迎，有代表反映此次培训对管理干部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实践中的操作具有重要作用。